聚焦主责主业 做好项目建设

每一人之心，便会为每一个人作主。

但作为时代理性思维象征的子学，独落后于斯。所谓义理，是指经籍包含的意义和道理。

孟子言孔子集尧、舜以来之大成，此皆实录。明清以后，作为经学研究的四种分科——义理之学、考据之学、经济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名称，逐渐为学者通用。在《复性书院简章》中说：书院以综贯经术、讲明义理为教，一切学术该摄于六艺，凡诸子、史部、文学研究皆以诸经统之。思想的多元化和本能的否定,使得新经学迟迟没有得以构建,不论是其理论框架还是其内容涵义,都还接近于空白,至少可以说是零星的。[④]国学不是汉学儒学等狭隘的国学，而是集全中国５６个民族文化财富于一身的大国学：从齐鲁、荆楚、三晋、青藏、新疆等，到敦煌学、西夏学、藏学、回鹘学、佛学等，都是大国学的研究范畴。

有五常之道，故曰‘五经。故其手定六经，悉因旧籍，而寓以一己之新意，名述而实创。《荀子·王霸篇》又载：能当一人而天下取，失当一人而社稷危。

说明这一思想有很古老的渊源，至今难考。第五，民间非政府组织未能充分发育，未能发挥社会自组织功能，事事都要自上而下，层层下达。[50]《二程遗书》第25卷。单纯的王可以存国安民，而不可应变创业。

《礼》之敬文也，《乐》之中和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也。君子处仁以义，然后仁也。

第四，政府机能僵化，凌驾于社会之上。以德教民者，民亦以德归之，故尚让。进一步，他讨论了王道、霸道、王制、富国、君道、臣道等社会理想，社会治理模式、经济政策、君臣之道等的行为准则以及与君主制度相联系的管理、实施权力等具体道术。其实，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治道模式的历史演变早就有过清晰地表述，兹摘引部分资料于下： 《公羊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载：孔子曰：‘三皇设言民不违，五帝画象世顺机，三王肉刑揆渐加，应世黠巧奸伪多。

以道德功力为率者，乃谓之伯矣。牟宗三先生将政治（权力）分判为政权与治权，认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，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。[④]这即是说，政道与治道构成一种本末体用的关系，前者派生后者，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运用，而此二者则是或者说应当是一种外在分离的关系。（《皇极经世书·观物篇》）他把皇帝王霸之说与道德功力之说统一并且融为一体了。

（《孔丛子·刑论》）他极力反对不教而杀，并将其列为四恶之首。善教天下者，止于尽德而已。

化之弗变，导之弗从，伤义以败俗，于是乎用刑矣。针对法家一断于法，不能尚贤的缺陷，荀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系统的理论阐述，他从王者之人、王者之制、王者之论、王者之法四个方面提出圣王应该具备的条件。

他希望儒者能够做到君子立志如穷，虽天子三公问正（政），以是非对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前几年一度掀起了德治与法治结合的讨论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深入下去，更没有得到落实，这里可能有许多原因，但是我觉得从理论上说，没有提及礼治与德治和法治配合，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[⑦]在我看来，治之道属于政治哲学，而治之具属于制度建构，前者是是体，是本，后者是用，是末。他说： ?  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。天下之道管是矣，百王之道一是矣。[30]则知韩非法的思想曾有荀子礼的思想的影响。

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圣是人伦道德的承担者，王是政治制度的奠定者。《礼记》说：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

欲审周道，则审其人，所贵君子。在孟子之前，王与霸并没有明显的对立，只是在政治上有所区分，王指统一的君王，霸指诸侯扮演了王的角色。

《吕氏春秋·知度》则称：故治天下之要，存乎除奸。《礼》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。

人情者，有好恶，故赏罚可用。[22] 正因为这样，在战国末期出现了统一趋势的情况下，荀子一方面继承、发展和修正了孔孟儒家的礼治。孔子曰：‘五帝用说，三王有度，五帝久远故用说也，三王迩则有成法度。夫征暴诛悍，治之盛也。

有离俗不顺其上，则百姓莫不敦恶，莫不毒孽，若祓不祥，然后刑于是起矣。这样类推下来就可以以一知万。

也就是说，人治可以包涵礼治、德治等。(《荀子·性恶》)这里是以性恶论作为其礼法并用的理论基础的，体现了综合治理的思想。

[30]陈柱《诸子概论》第95页，商务印书馆1930年。[③]至于政道与治道的关系，牟宗三说：治道者，在第二义制度下措施处理共同事务之‘运用之道也。

儒法兼综的礼法兼用、德法并行、人法兼资等。二是持续发展的前景，那时中国是一个有竞争力的、充满关怀的、自信的、已经消除了今天意义上的贫困的、能为孩子们创造美好健康未来的国家。因此，到了近代，才有谭嗣同二千年来之学，荀学也[52]的说法，这虽然是站在批判的立场，实际上正是对荀子治道思想的实用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准确概括，也揭示了中国封建政治的奥秘。在治之道方面一般的原则有：天下为公、民本、人治、无为而治等，具体的模式有道家的道治、天治。

以一持万的前提是以一知万和以一行万。近代以来，在学界，首先是梁启超提出儒家政治法律思想是德治主义，但他又把德治主义与人治主义和礼治主义看成一回事，这似乎欠妥。

荀子认为礼与法并非是互相排斥的，二者的施用本有异曲同工之效，因此是可以互补的，应该联手并用才能取得良好的治国效果。如果无君子，则天地不理，礼义无统，上无君师，下无父子，夫是之谓至乱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。

?  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是有学术渊源的。今之学者，得孙卿之遗言余教，足以为天下法式仪表。